近年社區工作的專業領域發展多元且快速，但也發現不同專業存在「斷裂感」，舉例來說，倡議社區共生的團體，以社區規劃的視角盤點資源，但常是外部資源的挹注，缺乏陪伴在地社區的實質元素，當規劃者與社區居民缺乏共識，「斷裂感」就此產生。再者，社區團體與專業組織很少建立合作關係，雖能建立共同照顧的連攜模式，但實際狀況卻是各做各的，照顧資源的應用也呈現斷裂的樣貌。社區本應共生共存，社區服務更是，如何確實串連彼此的專業，台灣在宅醫療學會副秘書長劉懿德提出了他的看法與建議。

「穀賤傷農」、「盤商剝削」一直是農民心中的痛點，在金錢至上的時代，農民間無法互助合作的情況，更讓農業發展受到限制。舊思維永遠無法創造新氣象，農業現在急需的是新思維、新做法，「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社」因此應運而生。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社如何改變產銷制度？社員又該如何透過民主機制一起參與？來看看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的分享。

台灣便利商店的高密度被戲稱為「台灣之光」，但看似便利的超商，真的能完美地滿足不同地域居民的需求嗎？多數生活在農村的人，普遍早睡早起，他們有相對充裕的時間與食材，可以在家自煮三餐，比起超商貨架上琳瑯滿目的加工食品，他們更需要的是農具或是生活用品。如果連鎖的便利超商無法滿足農村人的需求，那麼是否還存在另一種村民共有、共治、共享的選擇呢？

台灣目前面臨全球化、網路化、高齡化、少子化、極端氣候，乃至最近疫情等議題嚴峻挑戰，如何強化、提升20年來我們引以為傲，並以之為社會前進基礎，「由下而上、公民參與、社區自主」之社區營造動能，以共同因應社會發展劇烈轉變，實為刻不容緩之事。

有人說「身在公門好修行」，對於雲林縣龍潭村的國材叔來說，社區也是修道場，只是大家修的是「社區共好」的道。國材叔是最早期提出，共餐要邊行動邊修正的倡議者，關於共餐，他要求大家必須簽到，但食堂並非領政府補助，為何簽到這麼重要呢？原來他在簽到時暗藏「小心機」，這個小心機能讓村裡的長輩，對自己的人生更加有自信。

為了遏制病毒傳播，國家封鎖經濟活動導致市場失靈同時，無數企業與社區在雙重失靈中遭遇嚴重打擊，全然暴露當代社會系統的脆弱。然而，合作經濟蓬勃發展的加拿大與英國，在後疫情時代，證實社區經濟建設可以依托在合作社身上，共同撐起資源在地循環的經濟生態。英國社區擁有的酒吧合作社，疫情之後增長16%，便是社區需求無需外界代勞的例證。

萬華一直都被視為街友聚集的大本營，相較於一般民眾，台北車站及萬華區的街友被警察臨檢的頻率更高；如果有機會檢視街友們的證件，會發現許多人的「戶籍」都設在萬華。你曾想過，為何多數街友都設籍在「萬華區」呢？究竟是因為地緣關係，還是萬華就是具有某種奇妙的吸引力，讓各地的「經濟落難者」都選擇聚集在此？

萬華的老舊社區看似雜亂，但這些社區可說是保留台灣珍貴的地方記憶寶庫，1970年代的台灣，沒有網路媒體，電視節目也不多，當時的孩子下午寫完功課，會聚在社區打躲避球或玩耍，例如：玩彈珠、尪仔標、尪仔仙等等；晚上7點吃完飯，阿公阿嬤會各自帶著家裡的椅子，繞著人行道外圈乘涼聊天，小學到高中生則會聚集在一起玩大地遊戲，你說，貧困者聚集的老舊社區生活，究竟是逼不得已的避難所？還是鄰里相互照應的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