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懿德（台灣在宅醫療學會副秘書長）
投入社區工作者大多聽過社區共生（Symbiotic community）、做長期照顧者談的是社區照顧（Community care），而實踐在宅醫療（Home healthcare）的夥伴們，導入台灣的是以醫療專業投入社區共同照顧的新概念。然而，近年來雖然各個投入社區工作的專業領域，發展的十分多元和快速，但執行社區實務的過程，仍然會感到不同專業間的實際合作與資源連結存在著「斷裂感」。
社區工作的不同專業間未能確實串連
為什麼說是斷裂感呢？舉例來說，倡議社區共生的實作團體常是以社區規劃有關的視角在進行資源盤點，確認其再利用的可能性，主要是硬體環境的重置與活化，但常是外部資源的挹注，相較缺乏長期陪伴在地社區人群生活的實質元素，倘若規劃者與社區人群間彼此沒有很強的共識連結，就容易產生斷裂感。
做社區長期照顧的多是社區團體或專業組織，社區團體較缺乏專業組織在連續性照顧上的後援協助，而專業組織較難有如社區團體可與民眾建立長遠而實質的關係。就連續性照顧的問題來看，社區團體與專業組織之間很少建立合作關係，彼此之間雖然也可以建立共同照顧的連攜模式，但實際狀況卻是各做各的，照顧資源的應用是斷裂的。
另外，在宅醫療這個新興的醫療專業強調的是與社區資源建立連結、整合與連攜的合作模式，強化專業與社區間的互助關係，但目前投入在宅醫療各種照顧相關的醫療專業職類，也相當缺乏與社區資源的串連。有沒有一種可能的解方，讓投入社區工作的各個組織群體，都能依此而建立常態性的互惠共融關係？筆者認為解方可能是「社會處方箋」（social prescribing）。
在宅醫療這個新興的醫療專業強調與社區資源連結、整合與連攜的合作模式，但目前在台灣也相當缺乏這樣的串連（照片來源：樂善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社會安適狀態有具體落實的操作方法
從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來談起，若「健康不只是沒有疾病，而是生理與心理，以及社會的安適狀態」（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f infirmity.），那很多人可能會想問：「社會安適指的是什麼狀態呢？」或許WHO也明白生理與心理的健康狀態就操作定義上較容易進行評估，但社會的安適狀態則是相對地困難，因為每個國家社會所冀望的社會安適狀態，存在著截然不同的文化性差異。
因此，WHO也僅能以5Q作為指標，來檢視生活品質是否附合所謂社會安適狀態。不過，5Q也很難成為明確的指標，畢竟它意義上是比較籠統的，大多數人還是不知道實務上該怎麼操作。假設社會處方箋是社區生活及照顧資源統合應用，以達到常態性互惠共融或共生的解方，也能成為達到社會安適狀態的操作方法，那麼我們該如何讓社會處方籤在台灣被有效應用呢？
首先，若檢視當前許多地方性的社區共生計劃，許多社區照顧據點（長照C級巷弄站──醫事與社造）分別以不同途徑應用政府補助的經費推動社區工作，論及它與社區人群生活的相關程度和分佈也是最普及，是最能進行連結應用的資源。可惜目前全台各縣市並沒有對當地的社區照顧據點，有積極鼓勵其特色性的發展，甚至未進行不同據點間的功能性分類，導致社區照顧的專業組織無法有效認識現有社區資源，更不用說生活與照顧資源的連結了。
社區長照C級巷弄站與社區人群生活息息相關，分佈也最普及，最能進行連結應用的資源（照片來源：樂善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沒有清晰的資源地圖是當前社區照顧據點的問題，民眾大多不知道哪些據點具備哪些特色與功能，甚至大多數的社區照顧據點依日常的行政業務之要求而趨於同質化，大多數據點是以服膺政府行政體系事務上之諸多要求為主，使得社區據點逐漸僵化而缺乏獨特的元素。所以，若要打造清晰的城市生活藍圖，特別是以完善社會安適狀態之社區生活來看，就應以社區照顧據點作為日常照顧的基本單位，視其為實踐社會處方的功能要角，朝這個方向規劃，或許一個城市就能提供功能藍圖清晰與互助結構明確的社區共生模式。
各種處方支援在地生活與陪伴生命
自2009年由劉宜君所發表的〈以社會處方作為社會福利服務提供與委外執行之可行性探討〉一文中得知，社會處方之功能包括：資訊處方（information prescription）、電腦化處方（computerized therapy）、閱讀處方（bibliotherapy）、運動處方（exercise on prescription）、藝術或創作處方（arts and creativity on prescription）、綠色活動處方（green activty on prescription）、學習與教育處方（learning and education on prescription），志願服務處方（volunteering on prescription）、就業處方（employment on prescription）和食物處方（food prescription）。
這些處方名稱或許可依實地需求來設定，它不是絕對的，但都能幫助我們進一步思考，作為「如何改變當前社區照顧據點同質化問題」的參考方向，並讓每個分佈在社區的照顧據點都能發展特色，來建置其專門的社會功能，並由公部門協助進行在地生活資源藍圖的規劃，如此就能讓原本各做各的社區團體與專業組織，彼此成為共照資源連攜的對象。例如：執行在宅醫療的專業人員，就可以在發現受照顧者或其家庭照顧者，他們生活與照顧資源特定的需求時，為其開立社會處方箋，建立有效的資源連結，讓在地充滿可以支援生活與陪伴生命的元素。
目前有台北市聯合醫院醫師會為失智長者及其配偶、照顧者開立社會處方箋（照片來源：盧明正翻攝）
筆者認為，台灣是有條件讓社會處方箋成為城市或區域發展政策的，因為我們已經佈建完成許多社區計畫（特別是社區照顧據點），這些計畫所實施的地方都是實踐社會處方的合宜據點，只是過程能透過公私部門之間的共同協商合作，並與社區共生、社區照顧與在宅醫療等各群間進行跨領域的討論，一步步佈置各社區的社會處方功能，讓每個社區照顧據點都至少是一個社會處方，就是一個完整城市或區域健康生活圈的概念，若能先早一步實現，必能讓社會群體早日邁向安適的狀態。
延伸閱讀：社區資源共生 作為照顧在地化的柔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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