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敬舒（台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
2020年的COVID-19再次證明資本主義無法使社會免於疫情的危害，市場經濟也無力自救，但各種救助政策卻餵養資本主義更多補品，枯等它自行痊癒。只是救助最後只會換到貧富差距惡化，顯然我們再次錯過解決資本主義病灶的機會。
社區為何失靈？
2009年的金融海嘯，來自於對銀行業的監管機制失效，造成投機泡沫。不同於過去的經濟危機多肇因於國家失靈，這次為了遏制病毒傳播，國家大動作封鎖經濟活動導致市場失靈，停滯的同時，財政耐力與可動員資源已捉襟見肘，無數企業與社區在雙重失靈中遭遇嚴重打擊，全然暴露當代社會系統的脆弱。
長期以來，支持社會的力量只依重國家及市場，但經濟學者Raghuram G. Rajan在《第三支柱：在國家與市場外，維持社會穩定的第三股力量》一書中警告，當社會高度依賴國家及市場，社區控制經濟的權力會被瓜分而流失，社區原有的自我調節、保護與發展功能隨著退化而陷入貧困陷阱，只能仰賴外部福利輸送，進一步侷限了自我發展的動力。反之，若是社區足夠強大，不僅可以彌補國家及市場的不足，還能成為穩定社會的第三根支柱。
兩位社會學者McKnight & Kretzmann也指出，從自然環境、知識技能、土地建築到勞動力，社區並非毫無資源，只不過社區絕望總是引來以外力彌補社區缺陷的慈善思維。這種以需求為導向的作法，只會將社區視為無能與無力，社區為了吸引資源反而會強化問題和缺陷，更加忽視自有能力和優勢，只能坐等施捨。因此，更好的解決策略，當從發掘社區既有能力和資產著手，投入自身資源重建韌性社區，以應付國家和市場的失靈。
經濟學與社會學觀察結論一致證明了社區的資源及自我保護能力，只是被忽略更被喧鬧的國家與市場掩蓋，連創造就業的基本需求，都得仰賴汲於營利的企業操控主導，就連社區再生願景都由外界代言。一切的根源都來自社區無法有效的利用自有資源，也未能獲取參與經濟的權力，淪為坐擁黃金卻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窮人，才坐實了「社區失靈」的刻板印象。
超越營利慈善的合作社公益
顯然社區真正稀缺的是有經濟活力，又可接受社區控制參與發展的經濟中介組織。眼見資源流向少數控制或壟斷，也就喪失了投入資源自我發展的理由。這種需求無法由習慣集權作風的企業或非營利組織（NPO）擔崗，反而為合作社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擁有自願開放、民主經濟及關注社區等原則的合作社，能以韌性和靈活的商業效能供給需求，同時提供社區參與介入發展的權力。只是過去與社區的關係經常與慈善劃上等號，事實上，援助通常有限且短暫，而企業與NPO又有更強大或專業的動員力，根本無需錦上添花。所以各國合作社法規均未強制設置「公益金」，更多主張將部份利潤轉存為不可分割的共同儲備（即公積金），既促成資本自我累積，又可投資於社區經濟建設與支持其他合作社，共同防止「經濟失根」，因此合作社不應陷入慈善思維，抑制社區自我投入發展的內在動力，也無需畏懼利潤，因為只有捲動社區資源，催生共生團結經濟，才是合作社之於社區真正的公益價值。
利潤不只作為勞動、生產及消費的適度回報，還是協助社區抵禦景氣風險的安全閥。根據研究，義大利合作社從2007年至2013年的３年存活率為87.16％，高於傳統企業的48.30％；法國的合作社也未受疫情影響停滯發展，3,611家合作社的勞動力進用還提升6%，合計增加6.7萬個工作崗位，強勁的動能創下總額63億歐元的8%增長率。
即使在美國，由工人自組合作社，不僅支付更高且平等的工資，內部薪資差距倍數僅1：2，但平均利潤率6.4％卻優於一般公司的5.9％。從這些數據不難理解，利潤不只維持分配平等，從利潤中累積不可分割的共同資本，合作社才有機會在COVID-19衝擊下形成互惠性的集體安全網，從容應對風險，以社間合作的連防機制共同穩固社區，保留住更多就業機會與消費動能。若是無法超越慈善功德或否定利潤，合作社也無力實現這些社會效益。
合作的基礎源於資訊、權力、利潤及風險的共同性（照片來源：洪敬舒，《疫中重建-合作社與社區的團結共生路徑》，主婦聯盟合作社北北分社座談簡報）
社區自我投資的經濟韌性
關注社區是合作社的長期挑戰，社區需求一向多元但經濟回饋緩慢，無利可圖的企業不是撤離，就是投資目標與社區需求脫節。同理，只依靠單一合作社也無法滿足社區多元需求，所以社區合作社在國際上並不常見，反而是由各類合作社分別投入生產、就業、消費與社會服務、住宅服務等多元且專業的服務，社區資源才能有效媒合至各領域帶動自我發展。
著名的魁北克團結經濟，就是一個全面性的經濟結構的典範。所有資本主義主導的市場，都能在魁北克找到由團結經濟支撐的空間。在資本化最極致的房地產，有住房合作社聯合會建立的FCAP合作基金，提供資金控制土地價格波動，確保居住穩定；工會主導的退休基金也成立工人團結基金，投資低收入社區，支持工作者合作社就業；還有專門投資具備社會和環境目標的企業合作與就業發展基金，以充沛的耐心資本，由下而上為魁北克推動經濟動能。
合作經濟運動不只重塑市場，更能影響政治。魁北克市政府設有社會經濟辦公室，推動創新商業文化；無獨有偶，英國普雷斯頓市議會啟動的「社區財富建設」計畫，投入社區可控企業的創建，並以合作社為社會採購的核心穩定發展。僅用５年時間，這個人口只有14萬人的弱勢小鎮，投入的公共資本從3,800萬增至1.11億英鎊，失業率也從2014年的6.5％降至2017的3.1％，從2012年英國最貧困社區中成功脫貧，並在2018年一舉奪下英國「最進步城市」。
社區能夠保有財富，正是合作社社員與社區居民高度重疊的結構使然，彼此相互參與所建構的緊密夥伴關係，自然不會複製企業常見的撤資解雇，得以有效預防經濟沙漠化與人口流失。可見合作社真正該關注的癥結，是集體利潤流向少數，還是所在社區？已顯而易見！
以經濟民主為社區發展支柱的社區財富建設計畫（照片來源：Councillor Janette Williamson所著《Community Wealth Building Strategy 2020-2025》, p4）
為後疫情時代預備共生經濟
加拿大與英國版的地方創生，證實社區經濟建設可以依托在合作社身上，共同撐起資源在地循環的經濟生態。做為一種商業模式，合作社為社區預留控制權力、民主參與以及創新服務，以共生主義（mutualism）為基礎的資源共享與循環，有助於代替企業與市場的外部干預，在英國社區擁有的酒吧合作社，在疫情之後增長16%，便是社區需求無需外界代勞的例證。顯然真正的地方創生必須以經濟民主為動力，引導生產關係與所有權結構的重建，協助社區資源找到自我投注的理由，才能在經濟與社會領域中啟蒙與實踐公民意識及權力。
COVID-19既是危機也是轉機，若復甦無法讓掙扎生活的人們有所感受，就只是又一次的失敗，社區也只能在外部偏好中，繼續承受不平等或迎接没落。後疫情時代終將來臨，在此之前必須推動經濟權力的轉移，創造出新的社會經濟契約，使生產、勞動及消費行為包容更多元的利益關係。一旦完成結構改造，合作社就有機會充當資源再配置的民主節點，使信任與互惠關係滲進經濟金融與商品鏈，緩步引領地方創生從經濟效率進化為經濟民主化。
也只有在活力社區中，合作社才有穩定生存的機會，持續將利潤轉化為實踐社區共生經濟的正向資本。只要社區充份結合合作社，便能在主權自立的健康環境中，運用資源再生自我保護力量，抵消國家、市場及社區的三重失靈，防禦下一波的系統性危機。
運用合作經濟從掙扎社區轉向在地繁榮
（照片來源：www. pluggingtheleaks. org/resources/plm_ptl_images.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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