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齡就業不必強求企業買單社區反而是出路

在職場工作30年的潘海明，因失智母親腳痛無法行動緊急送醫之後，才發現移工因滑手機一時疏忽照顧，導致母親在浴室摔倒，事後又隱匿不說造成惡化，時值公司有優退措施，她領一筆錢後專心照顧母親，至今已10多年。「我原本覺得錢會夠用，沒想到一點點的花也有用盡的時候」，今年屆齡可申辦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每月還能多些費用支應，但她陪媽媽去醫院打新冠疫苗時，護理師不經意的說：「怎麼讓兩個老人家自己來，沒有其他人陪」，她才驚覺60歲出頭的自己，在別人眼中也是老人，於是有了危機意識，擔心自己未來的生活。

潘海明體悟到「我一定要走出來，努力經營自己的下半場人生」、「希望現在賺的錢可以維持基本開銷，盡量不要動到老本。」擅長拼布的她，參加基督教芥菜種會50⁺熟齡培力縫紉班，吸收老師的技巧後，以互助精神並從興趣出發，與手作同好、理念相同的友人一起開班授課。因為各有家庭需要照顧，可以互相支援，讓時間運用多了彈性，她說：「不只是為自己賺取一些零用錢，理念相同的人聚在一起做事，共同分擔解憂還可延緩老化。」

在媒體工作32年的劉大明（化名），原以為退休金加每月支領的勞保年金，退休後生活應該無虞，可享福並規劃人生，但兩個女兒都提出想出國留學，為了她們的前途，只好一次請領勞保老年給付給女兒當學費。他除了靠接撰稿、編輯，每月賺點微薄收入，64歲的他還當起美食外送司機，開始老年斜槓生涯。被問到年紀大還要工作會不會辛苦，他淡淡地說：「為了生活沒辦法，也不想讓孩子們操心，有機會能賺錢就賺，很多人想工作還被拒於門外。」

不論是為了照顧年邁老父母離開職場，或期盼孩子未來有更好出路而一次請領勞保老年給付用掉，他們幸運的是還能靠技能找到工作，但有更多的年長者面臨老年經濟危機。台灣金融研訓院進行《2020台灣金融生活調查》指出，年紀越大的人越覺得自己儲蓄不足，60至64歲的人有38.4%覺得自己儲蓄不夠，65至69歲升高到40.2%，70歲以上55.9%屬於低儲蓄（圖一），反映台灣老人經不起突發事件的衝擊。

圖一：原始資料與圖表訊息來自金融研訓院(2020)《台灣金融生活調查》與江睿智(2021) 《經濟日報》〈高齡化效應近貧族恐淪下流老人〉報導等

下流老人隱憂　台灣老年貧窮率超越日本

長期關注長者議題的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執行秘書游雅帆說，高齡者有個心理障礙「深怕金錢有出無入」，只要用到錢都會焦慮，即使沒有很缺錢，還是會從「預防」角度擔心，「我生重病要花很多錢」、「住安養院費用會更高」，沒安全感的害怕，導致很多長輩能省則省，省到煮一餐吃好幾天捨不得丟，但味覺、視覺都退化，東西臭掉或蟑螂螞蟻爬過也不知道；又擔心要花錢寧願關在家避免社交，對身心造成很大影響。如果能讓他們每個月賺點錢，雖然不多但有收入，就會改善這些情況。

日本社會學者藤田孝典2015年著作《下流老人一億総老後崩壊の衝撃》提出，日本近年出現大量過著中下階層生活的老人，年金制度即將崩壞、長期照護缺乏人力、高齡醫療缺乏品質、照護條件日益提高、老人居住困難。「下流老人」這名詞道出高齡者的貧窮生活，及潛藏在背後的問題。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周玟琪提出警訊，台灣社會若沒發覺此嚴重性，日本的「下流老人」、「兩代同垮」與「孤獨死」等社會問題，可能是不久後的台灣也將遇到的問題，因此催生「社會團結經濟」與「融合性就業政策」等政策建議。

雖然台灣從1993年進入高齡化社會，並在《就業服務法》第24條中將45至64歲的中高齡者作為特定對象，提供額外的就業促進資源；而《老人福利法》則在2015年12月9日首度將65歲以上高齡者就業明訂勞動部為主管機關，補上過去65歲以上就業無法可依的窘境，但55歲以上就業率未隨台灣人口快速老化有相對的成長，甚至低於全體平均值。

台灣的老年貧窮率已達到 22.6%，超過日本的19.6%；2020年台灣55至64歲就業率僅有47%，未達我國常採用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38個國家的平均值60.4%，僅優於土耳其、南非、盧森堡與希臘（圖二）；尤其55歲以上就業率的性別差異非常顯著， 55歲以上女性銀髮人才可能因為要照顧長輩而離職，對預防女性老年貧窮化風險相當不利（圖三）。

圖二：台灣與OECD國家2020年55-64歲就業率之比較

圖三：2020年我國與主要國家女性就業率-按5歲年齡分

周玟琪並指出政府多年來以青年失業率偏高為由，相對未能更積極因應人口老化，進行55歲以上銀髮人才的就業促進，主因是怕影響青年高失業率的處理，結果出現青年失業率20年間都沒有明顯下降趨勢，且55至64歲就業率明顯偏低之「兩敗俱傷」的局面與形成「世代對立」。她認為支持高齡者就業，反而有助於減輕青壯世代撫養壓力，提高「世代合作與團結」效果。

高齡就業推動在於觀念的轉化

台灣應積極推動銀髮就業的重要性及急迫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前副署長、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理事長賴樹立點出，有「補足勞動缺口」、「高齡者經濟需求」及「建立成熟高齡社會機制」三大主因。因少子化，勞動人力未來勢必有缺口，而台灣許多勞動者選擇提早退休，事實上其勞動力仍然可以運用，就能補充人力不足的問題；部分高齡者的經濟狀況不好，因《勞基法》規定不得不強制退休，但其經濟需求可以藉再就業滿足；更重要的是台灣整體架構已邁入高齡，就業是高齡社會很重要的一環，必須建立制度才能有成熟的高齡社會環境。

曾在公部門推動銀髮就業，賴樹立認為遇到三大困難點，一是年齡歧視，很多人認為高齡者體力、視力、速度及效率都不行；二是制度上不健全，法令訂定65歲強制退休是沿用德國概念，但德國是一次大戰訂此法令，當時平均壽命是65歲，現況是65歲之後很多銀髮族身體狀況都很好，即使退休還是可以再工作；三是觀念不普及，很多人覺得高齡者頤養天年就好，何必就業。

「過去認為老人還要工作是『老歹命』的觀念要改」周玟琪指出，2019年11月15日通過的專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是「為落實尊嚴勞動，提升中高齡者勞動參與，促進高齡者再就業，保障經濟安全，鼓勵世代合作與經驗傳承，維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權益，建構友善就業環境，並促進其人力資源之運用」，社會應倡議與鼓勵長者自立自主進而互助互融的文化，打造友善友愛的工作環境及工作機會，透過適當的職務再設計、工作分享、漸進退休、傳承技術與經驗，創造多元彈性就業機會管道。

過去認為老人還要工作是「老歹命」，現在觀念需要翻轉（照片來源：pexels）

台灣企業推動高齡就業難度高

「要讓長者退下來後再塞回就業市場，強迫企業接受的難度太高。」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點出，台灣高齡就業輸給其他先進國家有個重要因素，台灣是個「高強度」的就業市場，因為製造業是外銷導向的訂單產業，面對買主必須定期交貨的壓力很大，只要問科學園區員工，多數人都會喊40、45歲就要退休，還沒到高齡就退出工作，這是高張力工作環境下造成人力早早急退之因。

從企業端看，一台幾千萬的設備，當然希望找年輕人操作。唯一作法是既有的就業市場人力能夠延長，法令也要延後到70歲才能強制退休，但要讓企業接受難度很高。製造業要推動長者就業很難，服務業或許還有些機會，但以便利超商來說，因競爭賦予員工的功能越來越多，多工的複雜度、強度也是挑戰。

張烽益認為，要求高齡者找全職工作，難度高也不符合高齡工作需求，開發就業必須符合老年再就業者的勞工彈性。現況是企業不知道怎麼改變，歸根究柢是過去台灣對職災勞工重返就業配套很差，導致最後職災員工被解聘。相對國外職災相關措施已經做得很好，復工重返職場有完善流程，因此長者再就業有此奠基得以推動。再者，台灣企業沒有真正兼職的機制，以為「以時計薪」就是兼職，但這些受雇者實際是全職的部分工時者，這也是長者就業受影響原因。

創造社區經濟讓長者投入才是上策

當前企業的再就業環境尚未改變，張烽益認為不要一頭熱把長者推回高強度的就業市場，高齡者再就業不是真的要賺很多錢，而是希望兼具勞動、健全身心、社交等功能，應該創造社區經濟，發想可以在社區就業的工作才對。台灣社區現況太依賴外來資源，鼓勵投資設點，但試問「找大型國際超市進駐，跟在地雜貨店繼續維持，哪個錢才會真正留在社區？」社區有各種需求，大家都要吃飯、就醫，也有裝潢、修水電等生活所需，這些都可以創造高齡就業機會，唯有社區自主，將錢留在社區並解決大小事務才是根本。

要讓長者退下來後再塞回就業市場，強迫企業接受有高難度（照片來源：canva）

賴樹立建議政府應該跨部會動起來，在社區建構高齡社會的就業周全機制，像是高齡者適合照顧社區中的超高齡者或照顧小孩，是衛福部跟教育部針對長照及托育政策可強化改善的「利器」；經濟部可推高齡者經驗再傳承；河川局可請長者巡守河川；環保局能請長者看有無髒亂點，可以想像的工作機會很多，政府只要訂定激勵及獎勵措施，就能善用每個人的專才，「不要再說65歲後不能做什麼事情」，超前部署才能適應未來變化。

長者就業模式該如何推動，張烽益認為合作社方式的經濟型態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合作社是自主成立，不是雇用者與受雇者的薪資交換，彈性比較大。由擔任社員的長者自己決定，針對社區需求，社員彼此互助合作，例如60歲可載80歲的老人到醫院看病的共享經濟，或煮餐、送餐、照顧等需求滿足，讓長者留在社區就能工作，錢也花費在社區，創造社區經濟。

除了創造「社區就業機會」與「勞動合作社」等團結經濟模式，周玟琪亦認為目前我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是特許行業，考量是涉及到失業給付核發、雇用外籍勞工申請需有證照，但從社會創新、社會投資角度，民間推動長者就業的性質很單純，在確保長者的職業災害風險與意外風險得到保障前提下，可讓民間團體有更多參與貢獻服務的發展空間。例如芥菜種會曾透過手沖咖啡教學，當有一技之長的長者到商家實地參訪，透過各種社會關係的連結，有些商家就有願意雇用的例子；並倡議政府與企業支持在地非營利組織就業融合的社會目標，透過支持與購買社會服務與價值（如Buy Social），讓在地各自發揮創意、形成靈活可行的服務模式，不需畫地自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