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以牧、陳佳楓、吳欣芳
傳播的英文communication，其字根是community，意指「社區、社群」，其有「共同」、「分享」等意涵。於1990年代致力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曾說：「社區的本質不是空間或實體，應是『共同體』，如何營造共同體最重要的則是凝聚共識。」當資訊流通，便能形成討論或共識，而社區媒體，即是資訊流通的管道，更是營造共同體的重要角色。
台灣的社區媒體，擁有獨特的樣貌。追溯以往，台灣總共出現過3次興辦社區媒體的風潮，甚至亞洲第一份社區報就出現在台灣。如此獨特的發展軌跡，不僅與台灣的政治、社會環境有相當的連動，更對現今社區媒體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第一波浪潮 因應政治需要而生
1950年代，聯合國鼓勵各國推動社區發展工作，台灣於1969年聯合國的協助下，以社區工作發展經濟建設（註一）。如此透過社區來推動國家發展的思考，使得伴隨戒嚴而來的「報禁」得以鬆動。1974年，政大新聞所黃森松為了完成有關鄉村社區報的碩士論文，實驗性地發行８期《今日美濃》，不僅成為全台第一個社區媒體，更是亞洲第一份社區報。隔年，服務台北文山地區長達近40年的《文山報導》也創刊。
1979年，新聞局推動輔導政策，鼓勵興辦社區媒體，使社區報蔚為風潮，家數多達50餘家。此階段的社區媒體擔任「資訊補充」與「專業領導」的角色，與歐美社區媒體所呈現的「資訊制衡」與「公共參與」尚有落差（註二）。雖有人質疑政府藉由輔導社區媒體，使其成為傳聲筒，然而如《今日美濃》、《文山報導》、《山城週刊》等，已初步具有社區發展為主體的理念，這也使得當政府政策與居民利益產生衝突時，這些社區媒體仍有一定的自主性。
1987年解嚴後，民間的社會、文化力量開始噴發，部分知識分子開始反思經濟發展帶給環境與人文的傷害，紛紛返鄉投入環保運動或從事文史工作。政府也於1994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此時的社區媒體不僅傳遞訊息，更作為凝聚社區共識、討論社區事務的公共平台，其主體亦從「媒體」轉變為「社區」（註三）。
以高雄美濃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糧食《月光山》為例，在水庫、焚化爐和客家文化等議題著墨甚深，其與社會、政治、文化密切相關，也形塑美濃人的在地意識，成為屬於庶民的草根性刊物。1992年美濃反水庫事件中，《月光山》提供平台讓社區中對水庫議題有想法的人，能彼此論辯與討論，進而引發公民參與。當時《月光山》認為位處地震帶的美濃，並不適合興建水庫，恐有崩塌的危險，經過報導後，越來越多民眾起身反對水庫興建，最後這場溫柔革命成功擋下八百多億預算，成為環境保育的一段佳話。
社區報 從廢墟中站起的驕傲
1999年發生921大地震，為了傳遞救災訊息與重建資訊，掀起了第二波興辦社區媒體的浪潮。據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在2001年7月的統計，災後重建區共計有80多種社區報，如中寮鄉的《鄉親報》、《石岡仔鄉親報》、《921民報》、《新街采風》、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發行的《希望‧埔里》等，不但影響社區的發展方向、記錄居民的努力過程，更凝聚在地共識。
921社區報典藏影像（圖片來源：謝志誠、胡堯儲）
「地震不只把眼睛所看到的東西給摧毀，很多記憶裡的東西也一掃而空！」《集集薪傳社區報》總編輯、人稱「胡老爹」的胡堯儲說。震災讓實體的東西消失，因此只能從居民的記憶裡尋找並保存。當時的鎮長結合學校，協助當地成立口述工作室，後來演變成社區報，以找回集集小鎮的歷史與記憶，也讓鎮民了解地方大小事。
2004年階段性任務完成，《集集薪傳社區報》也因經費問題停刊近7年。2011年由胡堯儲復刊，內容除了向當地居民邀稿，也協助公所傳達資訊，並報導當地文化、新聞及社造發展。2014年社區總體營造20週年時，《集集薪傳社區報》在全國社區報競賽中獲得進階組最佳編輯獎。
是住處也是報社，胡老爹常被問及，一人辦報很艱辛又沒收入，常常得貼錢，到底是因什麼動力驅使？他笑說：「因為辦報讓我退而不休，邀稿、採訪及寫稿過程中，學習到很多，讓我很快樂。」
《集集薪傳社區報》目前以雙月刊的形式發行，發行量維持在一千份，主要分送給集集文化交流及發展協會會員，其中三分之一放置在遊客中心供索取，剩餘的夾報隨機分送。去年開始由僑光科技大學的志工團隊協助數位化，將內容放置於專屬網站。胡老爹感慨：「10年或20年對於特殊事件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而社區報則是集集從廢墟中重新站起的驕傲。」復刊9年，儘管資源匱乏仍維持發刊，胡老爹不曾灰心，因為這是集集唯一的地方刊物，也是一個曾經用愛陪伴集集重生的力量與媒介。
《集集薪傳社區報》於2014年獲文化部全國社區報，人稱胡老爹的主編胡堯儲授獎（照片來源：胡堯儲）
斜槓營運的新形態社區媒體
雖無嚴謹的統計數字，但2013年文化部曾因舉辦「優良社區報選拔活動」而廣蒐全台的社區媒體，發現數量高達370家，且相當多是千禧年後開辦。隨著社區營造的發酵、青年返鄉的投入、社區大學與公民新聞的推動，台灣社會湧現新形態的社區媒體，且一直延續至今。
新形態的社區媒體多半捨棄傳統的資訊取向，轉為文化或文創，並以專題或特寫方式進行深度報導，因此出刊週期多為季刊或不定期。此外，第三波社區媒體多屬「斜槓」，除了報刊外也辦理其他社區業務，如新竹的《貢丸湯》承接政府計畫，從事歷史街區的活化；高雄的《什貨生活》兼營藝文空間的旅店，並舉辦地方旅遊。這些都與傳統社區媒體將重心放在報刊的營運模式有所不同（註四）。「斜槓」式的營運讓社區媒體籌措經費更加多元；不同的社區業務間互相合作，對永續發展有相當的助益。
隨著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社區媒體除了紙本出版，也運用網路擴大讀者群與影響力。甚至近來已出現只經營網路的社區媒體，如《宜蘭新聞網》、《大埔里生活網》，以及連結在地新聞平台與公民記者的《串樓口》等。
社區媒體傳承90年代社區新聞的公眾性，並提升為「公眾參與」，結合社區居民一同產製內容。由北大學生創刊的《SHOCK三峽客》，除了原本的學生記者，另發展出約30位社區公民記者；台南的《正興聞》則是採取商家與居民集體腦力激盪，以自願認領方式完成刊物編輯。（註五）
面對未來挑戰
隨著現今社會的劇烈變化，早期的社區媒體逐漸走入歷史，如創刊長達39年的《文山報導》就在2014年熄燈，為傳統社區媒體的退潮留下象徵性的身影。新形態的社區媒體雖然應運而生，但面對多變的未來仍有不少挑戰。以目前的內容取向而言，新形態社區媒體的文創取向雖然強化社區議題的探討深度，也符合年輕世代的閱讀口味；然而，作為社區日常交流的資訊型報導仍有其需求與重要性，不宜輕易偏廢。而「斜槓」的營運模式雖能有效開拓財源，但導致媒體主體性降低的問題值得注意。
未來的道路並非坦途，但已走了將近50年的台灣社區媒體，也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貼近在地，藉由日常交流與公共議題的參與，凝聚社區成為共同體；甚至進一步由下而上影響整體公民社會與公共生活。相信如此的實踐，是難以完全被主流商業媒體取代的重要原因。
新形態的社區媒體根據社會潮流和閱聽眾喜好應運而生，但未來仍有不少挑戰（照片來源：盧明正）
（註一）黃順星，〈台灣社區報發展的回顧〉，收入胡元輝主編，《在地翻轉—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2016），頁32。
（註二）胡元輝，〈從草根出發 讓溝通民主—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的形成與挑戰〉，收入胡元輝主編，《在地翻轉—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2016），頁14。
（註三）黃順星，〈台灣社區報發展的回顧〉，收入胡元輝主編，《在地翻轉—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2016），頁34。
（註四）胡元輝，〈從草根出發 讓溝通民主—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的形成與挑戰〉，收入胡元輝主編，《在地翻轉—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2016），頁21。
（註五）胡元輝，〈從草根出發 讓溝通民主—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的形成與挑戰〉，收入胡元輝主編，《在地翻轉—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2016），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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