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婉琦

2019年4月13日,天氣和煦的週六下午,在台中1095新搬不久的辦公室裡,幾張桌子併攏,上方擺放印尼點心Bakwan(炸蔬菜)、Tempe(天貝黃豆餅)、Kerupuk(傳統餅乾),配上一杯講者從印尼帶過來的甜蜜薑茶。一起先吃個飯是在印尼辦活動的慣習,今年Trans Voice的第一場活動伴隨著食物的香味,在台中開始。

Rangga與他的團隊Sunday Screen是今年第一組Trans Voice計劃邀請來台灣駐村的影像工作者,前幾年Rangga也來過台灣幾次,對第一廣場附近的環境並不陌生,在這一場「放心Talk」講座中,我們邀請了Rangga和幾位參加活動的朋友,一起聊聊各自獨特的社區經驗。

印尼人喜歡觀看

Rangga給我們看一張18世紀位於印尼日惹皇宮裡的皮影戲照片,講到印尼最早的戲劇原型,大概要從宮廷表演Wayang kulit(印尼傳統皮影戲)開始說起,這種表演形式,一開始只專屬於蘇丹與他的皇宮貴族們,後來普及到庶民大眾。印尼皮影戲的形式不同於台灣人認知的皮影戲,操偶師舞弄人偶、甘美朗樂器伴奏全部都在白色的布幕之前,一場皮影戲通常時長6到7小時,有時操偶師為了讓觀眾看到最後,聲稱沒看完的人會被鬼附身。

Rangga說,在印尼的庶民生活裡,大家不像知識份子一樣會特別去意識文化這項東西,通常故事的傳播是由爸爸告訴兒子,兒子再告訴兒子的兒子。但印尼人喜歡觀看,人們著迷於視覺化的景象。例如:今天若在馬路上有一起車禍,大家不像台灣人一樣先打119,而是先圍過去看:「哇,這裡有車禍。」然後再打電話叫警察或救護車。人們在印尼,喜歡看車禍、看塞車、看皮影戲,其實還蠻浪漫的。

Trans Voice

2019年Trans Voice的活動邀請Sunday Screen影像工作室的Rangga分享印尼的社區經驗(照片來源:Robertus Galang Hari Cahyono)

當影像遇見村民

2009年,Sunday Screen開始到Jatiwangi播放非主流電影,卻發現村民們對此非常沒有興趣,很多人看著開始打盹睡著了,「還是我們來拍屬於我們自己的電影?」於是他們開始想和村民一起拍電影、說自己的故事。但又發現拍電影的限制實在太多,電影需要專業的技術。

「不如,就來拍影片吧!」影片這種東西,每個人都能拍,比電影更簡單!電視和傳播媒介的洗禮,讓我們常常談論雅加達、談論台灣、談論大城市的議題,但對於自己村莊的問題卻少有所知,或是少有意識。Rangga與他的朋友們開始在村子裡與村民一起拍影片,讓每個人都可以說出自己的故事。

讓拍影片成為日常

想法有了,但要怎麼開始呢?Rangga說他們一開始必須設法讓自己成為社區的一部分,先和村民交朋友,當我們不再是一個他者,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村子裡大家在意的是什麼?什麼才是他們想說的?他們來到這裡,不能是一位站在客觀位置的藝術家或影像拍攝者,而是盡其所能地成為村子裡的一份子,用當地人的眼睛看事情。

然而,拍影片這件事,在印尼人的民族性格裡,真的可行嗎?Rangga提出了這個問題。Mochtar Lubis(印尼小說家)曾說印尼人有6個主要性格:「封建思想、不負責任、迷信、總是想拜託別人、意志薄弱,很有藝術天份。」

Mochtar Lubis說印尼人其實有潛在的藝術家性格,很多人說印尼人懶惰,但他們卻很有創意。他們很多時候非常自發,很彈性、有創造力、不可預測。有趣的是,大部分印尼人慷慨不自私,這和西方歐洲人的自我中心觀點很不一樣,在其他所謂「發展很好的國家」,藝術總是被放置在一個很高的位置,只有某個社會經濟地位的人民有資格談論,但在印尼,藝術是普及於庶民,這是印尼非常特別的地方。

教導村民拍攝影片是一種藝術實踐,也讓影片成為村民表達自我的媒介(照片來源:吳庭寬)

和哪些人拍影片?

拍影片作為一種藝術實踐,Rangga說影片是一個很彈性的東西:「我們不去教他們,而是分享彼此的興趣;我們不要求村民拍一支100分的影片,而是試圖讓影片成為一個表達自我的媒介。最重要的是,拍影片這件事情是要開心的。」

Rangga舉了一個村子裡媽媽們的例子,平日的村子男人出外工作,女性往往有很多家務之外的空閒時間,他們跟婦女們一起拍影片。而且婦女的角色是一個很好聚集他人的群體,只要有婆婆媽媽就有食物,散落四處的人們和小孩聞香和聞聲而來,媽媽們很厲害。

Rangga說他們試圖在村子裡與不同的群體合作,婦女社群、政府單位、警察,甚至還有黑道。在一次需要動員多人的摩托車影片拍攝中,他們原本只召集了20幾位村民牽著摩托車前來,沒想到跟黑道朋友求援之後,那天竟然來了好幾百人,黑道其實是一個很棒的連結團體,他們很講義氣,能夠集結許多有力氣的肌肉帥哥。

重要的是,因為拍影片,讓我們夠認識彼此,然後一起做些什麼事情。最後Rangga播映一小段影片,當時Jatiwangi計畫要蓋一個新的機場,影片裡他們讓村民自己接力拍攝,讓村民自己問隔壁鄰居:「如果今天蓋了機場,你想去哪裡?」婦女、阿伯們開心笑著說要去朝聖、要去阿拉伯跟先生一起工作、去峇里島野餐,許多人祝福蓋機場順利。村民們在影片裡面對建設,竟不是排斥而是歡迎。

1095的安妮看著看著說,面對建設的議題,社區工作者往往有自己的理想,但這部影片是不是也在告訴我們,理想之外,我們還是得去接受和看見社區居民最真實的聲音?

這讓我想起前幾天在學校官大偉老師的課堂裡,我們討論了災難這件事情。面對災難這個名詞,我們往往給予的是一個負面的標籤,但災難是一個相對性的名詞,你的災難可能是我的受益。在災難人類學裡,人們面對災難的論述其實有三個進程:一開始我們談論災難如何解決,後來我們開始設想災難如何預防。但到了最後,在自由主義的社會裡,原來災難,或者說「變動」、「建設」這樣的東西是一種常態,我們得用一種中性的觀點去討論它,和居民一起溝通,討論對這件事情的真實觀感。

台灣的社區實踐:移民、生產者、服務、移工

Rangga分享結束後,安妮請大家準備3張照片,分享彼此的社區經驗。我分享了和萬利與書店朋友們一起創立的《Mingalar Par緬甸街》刊物,這本刊物報導著新北市中和華新街緬甸移民聚落的故事,發起人楊萬利是住在華新街的緬甸華人移民,我們從去年開始在街上訪問、製作紙本刊物,想讓刊物成為一種與居民的溝通媒介。

坐在我旁邊的孝如是《中台灣食通信》的美編,從日本的《日本食通信(食べる通信)》到台灣,她向我們介紹了他們刊物的概念,「真實」是這份刊物的信念。訂閱刊物的同時,他們也寄送刊物當季的蔬果產品到家裡,為的是讓閱聽者在食物入腹的同時,也能了解生產者的價值。

政大的學姊傳鈞有著一雙閃閃發亮的眼睛,媽媽是印尼人的她,高中時拍了南投埔里的部落紀錄片之後,開始反思自己,大學參加服務團的她很熱衷於服務這件事情,但也同時思考服務這件事本身:「我好像一直在別的地方服務、一直在認識別的地方的文化,但我自己的文化是什麼?」在她的談話之中,好像也在敘說著,我們在認識他者文化的同時,也反過來思考自己。在每段與不同人群接觸的生命經驗裡,對自己的認識是一件需要持續消化和理解的事情。

最後1095的彥杰分享了這些年他們在第一廣場的社區/社群實踐,這幾年他們與政府單位合作一起舉辦許多工作坊,政府想要改善第一廣場的環境,他們在工作坊裡推廣垃圾分類、清潔街道,研擬出人群在此也有小便的需求等等的方案和實作。真實的生理、生活習慣在工作坊裡被討論。但彥杰也向我們訴說,在這幾年的工作坊活動中,他也持續在思考一件事:「我們要移工所謂『變乾淨、守規矩』的同時,會不會同時也是一種歧視?所謂『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最後能不能『見山又是山』?」

在常見的社區工作裡,藝術行動是一種讓發聲被看見的可能(照片來源:Robertus Galang Hari Cahyono)

我們只要「好」的外籍移工,那所謂「不好」的移工會不會越來越邊緣化呢?我問彥杰怎麼看待「優良外勞獎項」這件事,在場的大家不約而同笑了起來。政府或非政府組織(NGO)想要看見移工好的那一面,盡力讓移工們好的那一面被看見,有時這是一種形象的塑造,為的是破除大眾的偏見,但此時會不會也產生一些問題呢?彥杰說,他仍在思考這件事,我自己也仍然還在猶疑。

聽完大家的分享,傳鈞說,他覺得印尼的社區經驗很特別,與政府甚至是黑道的合作讓她印象深刻,在台灣是否也能有這樣多方的合作可能?1095的翰堂則說,這個或許要看各個地方的狀況,每個社區型態不太一樣,像是在第一廣場,移工和所謂里的行政單位其實很疏離。

Rangga也分享的他看台灣社區經驗的想法,他說在印尼做社區工作的常常是外人,是藝術家、是人類學者。大家是帶著一個議題進去的,很多社區工作者的角色是想辦法讓社區的議題被看見,是報導性的曝光,和他看見的台灣社區經驗很不一樣。

Rangga也說,雖然他們在Jatiwangi與當地的村里政府單位有所合作,但在大部分的印尼社區經驗裡,公部門的位置往往外於這些工作本身,很多人做社區工作沒有補助,或政府只補助與他關係良好的機構。很多藝術工作者和NGO的資源常常來自外地、他國。

「但最好的狀況其實是,當哪天沒有了補助,社區還是可以自立。」台灣的藝術談論仍是處於一個一般大眾難以觸及的位置,或許在聽完Rangga的分享,作為台灣的社區/社群工作者的我們,可以試著思考看看,在常見的社區工作裡,藝術行動是一種讓發聲被看見的可能,但又如何在台灣的脈絡裡,讓藝術盡量貼近庶民,打破藝術位階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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