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婉琦
2019年4月13日，天氣和煦的週六下午，在台中1095新搬不久的辦公室裡，幾張桌子併攏，上方擺放印尼點心Bakwan（炸蔬菜）、Tempe（天貝黃豆餅）、Kerupuk（傳統餅乾），配上一杯講者從印尼帶過來的甜蜜薑茶。一起先吃個飯是在印尼辦活動的慣習，今年Trans Voice的第一場活動伴隨著食物的香味，在台中開始。
Rangga與他的團隊Sunday Screen是今年第一組Trans Voice計劃邀請來台灣駐村的影像工作者，前幾年Rangga也來過台灣幾次，對第一廣場附近的環境並不陌生，在這一場｢放心Talk｣講座中，我們邀請了Rangga和幾位參加活動的朋友，一起聊聊各自獨特的社區經驗。
印尼人喜歡觀看
Rangga給我們看一張18世紀位於印尼日惹皇宮裡的皮影戲照片，講到印尼最早的戲劇原型，大概要從宮廷表演Wayang kulit（印尼傳統皮影戲）開始說起，這種表演形式，一開始只專屬於蘇丹與他的皇宮貴族們，後來普及到庶民大眾。印尼皮影戲的形式不同於台灣人認知的皮影戲，操偶師舞弄人偶、甘美朗樂器伴奏全部都在白色的布幕之前，一場皮影戲通常時長6到7小時，有時操偶師為了讓觀眾看到最後，聲稱沒看完的人會被鬼附身。
Rangga說，在印尼的庶民生活裡，大家不像知識份子一樣會特別去意識文化這項東西，通常故事的傳播是由爸爸告訴兒子，兒子再告訴兒子的兒子。但印尼人喜歡觀看，人們著迷於視覺化的景象。例如：今天若在馬路上有一起車禍，大家不像台灣人一樣先打119，而是先圍過去看：「哇，這裡有車禍。」然後再打電話叫警察或救護車。人們在印尼，喜歡看車禍、看塞車、看皮影戲，其實還蠻浪漫的。
2019年Trans Voice的活動邀請Sunday Screen影像工作室的Rangga分享印尼的社區經驗（照片來源：Robertus Galang Hari Cahyono）
當影像遇見村民
2009年，Sunday Screen開始到Jatiwangi播放非主流電影，卻發現村民們對此非常沒有興趣，很多人看著開始打盹睡著了，「還是我們來拍屬於我們自己的電影？」於是他們開始想和村民一起拍電影、說自己的故事。但又發現拍電影的限制實在太多，電影需要專業的技術。
「不如，就來拍影片吧！」影片這種東西，每個人都能拍，比電影更簡單！電視和傳播媒介的洗禮，讓我們常常談論雅加達、談論台灣、談論大城市的議題，但對於自己村莊的問題卻少有所知，或是少有意識。Rangga與他的朋友們開始在村子裡與村民一起拍影片，讓每個人都可以說出自己的故事。
讓拍影片成為日常
想法有了，但要怎麼開始呢？Rangga說他們一開始必須設法讓自己成為社區的一部分，先和村民交朋友，當我們不再是一個他者，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村子裡大家在意的是什麼？什麼才是他們想說的？他們來到這裡，不能是一位站在客觀位置的藝術家或影像拍攝者，而是盡其所能地成為村子裡的一份子，用當地人的眼睛看事情。
然而，拍影片這件事，在印尼人的民族性格裡，真的可行嗎？Rangga提出了這個問題。Mochtar Lubis（印尼小說家）曾說印尼人有6個主要性格：「封建思想、不負責任、迷信、總是想拜託別人、意志薄弱，很有藝術天份。」
Mochtar Lubis說印尼人其實有潛在的藝術家性格，很多人說印尼人懶惰，但他們卻很有創意。他們很多時候非常自發，很彈性、有創造力、不可預測。有趣的是，大部分印尼人慷慨不自私，這和西方歐洲人的自我中心觀點很不一樣，在其他所謂「發展很好的國家」，藝術總是被放置在一個很高的位置，只有某個社會經濟地位的人民有資格談論，但在印尼，藝術是普及於庶民，這是印尼非常特別的地方。
教導村民拍攝影片是一種藝術實踐，也讓影片成為村民表達自我的媒介（照片來源：吳庭寬）
和哪些人拍影片？
拍影片作為一種藝術實踐，Rangga說影片是一個很彈性的東西：「我們不去教他們，而是分享彼此的興趣；我們不要求村民拍一支100分的影片，而是試圖讓影片成為一個表達自我的媒介。最重要的是，拍影片這件事情是要開心的。｣
Rangga舉了一個村子裡媽媽們的例子，平日的村子男人出外工作，女性往往有很多家務之外的空閒時間，他們跟婦女們一起拍影片。而且婦女的角色是一個很好聚集他人的群體，只要有婆婆媽媽就有食物，散落四處的人們和小孩聞香和聞聲而來，媽媽們很厲害。
Rangga說他們試圖在村子裡與不同的群體合作，婦女社群、政府單位、警察，甚至還有黑道。在一次需要動員多人的摩托車影片拍攝中，他們原本只召集了20幾位村民牽著摩托車前來，沒想到跟黑道朋友求援之後，那天竟然來了好幾百人，黑道其實是一個很棒的連結團體，他們很講義氣，能夠集結許多有力氣的肌肉帥哥。
重要的是，因為拍影片，讓我們夠認識彼此，然後一起做些什麼事情。最後Rangga播映一小段影片，當時Jatiwangi計畫要蓋一個新的機場，影片裡他們讓村民自己接力拍攝，讓村民自己問隔壁鄰居：「如果今天蓋了機場，你想去哪裡？」婦女、阿伯們開心笑著說要去朝聖、要去阿拉伯跟先生一起工作、去峇里島野餐，許多人祝福蓋機場順利。村民們在影片裡面對建設，竟不是排斥而是歡迎。
1095的安妮看著看著說，面對建設的議題，社區工作者往往有自己的理想，但這部影片是不是也在告訴我們，理想之外，我們還是得去接受和看見社區居民最真實的聲音？
這讓我想起前幾天在學校官大偉老師的課堂裡，我們討論了災難這件事情。面對災難這個名詞，我們往往給予的是一個負面的標籤，但災難是一個相對性的名詞，你的災難可能是我的受益。在災難人類學裡，人們面對災難的論述其實有三個進程：一開始我們談論災難如何解決，後來我們開始設想災難如何預防。但到了最後，在自由主義的社會裡，原來災難，或者說「變動」、「建設」這樣的東西是一種常態，我們得用一種中性的觀點去討論它，和居民一起溝通，討論對這件事情的真實觀感。
台灣的社區實踐：移民、生產者、服務、移工
Rangga分享結束後，安妮請大家準備3張照片，分享彼此的社區經驗。我分享了和萬利與書店朋友們一起創立的《Mingalar Par緬甸街》刊物，這本刊物報導著新北市中和華新街緬甸移民聚落的故事，發起人楊萬利是住在華新街的緬甸華人移民，我們從去年開始在街上訪問、製作紙本刊物，想讓刊物成為一種與居民的溝通媒介。
坐在我旁邊的孝如是《中台灣食通信》的美編，從日本的《日本食通信（食べる通信）》到台灣，她向我們介紹了他們刊物的概念，｢真實｣是這份刊物的信念。訂閱刊物的同時，他們也寄送刊物當季的蔬果產品到家裡，為的是讓閱聽者在食物入腹的同時，也能了解生產者的價值。
政大的學姊傳鈞有著一雙閃閃發亮的眼睛，媽媽是印尼人的她，高中時拍了南投埔里的部落紀錄片之後，開始反思自己，大學參加服務團的她很熱衷於服務這件事情，但也同時思考服務這件事本身：「我好像一直在別的地方服務、一直在認識別的地方的文化，但我自己的文化是什麼？」在她的談話之中，好像也在敘說著，我們在認識他者文化的同時，也反過來思考自己。在每段與不同人群接觸的生命經驗裡，對自己的認識是一件需要持續消化和理解的事情。
最後1095的彥杰分享了這些年他們在第一廣場的社區/社群實踐，這幾年他們與政府單位合作一起舉辦許多工作坊，政府想要改善第一廣場的環境，他們在工作坊裡推廣垃圾分類、清潔街道，研擬出人群在此也有小便的需求等等的方案和實作。真實的生理、生活習慣在工作坊裡被討論。但彥杰也向我們訴說，在這幾年的工作坊活動中，他也持續在思考一件事：「我們要移工所謂『變乾淨、守規矩』的同時，會不會同時也是一種歧視？所謂『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最後能不能『見山又是山』？」
在常見的社區工作裡，藝術行動是一種讓發聲被看見的可能（照片來源：Robertus Galang Hari Cahyono）
我們只要「好」的外籍移工，那所謂「不好」的移工會不會越來越邊緣化呢？我問彥杰怎麼看待「優良外勞獎項」這件事，在場的大家不約而同笑了起來。政府或非政府組織（NGO）想要看見移工好的那一面，盡力讓移工們好的那一面被看見，有時這是一種形象的塑造，為的是破除大眾的偏見，但此時會不會也產生一些問題呢？彥杰說，他仍在思考這件事，我自己也仍然還在猶疑。
聽完大家的分享，傳鈞說，他覺得印尼的社區經驗很特別，與政府甚至是黑道的合作讓她印象深刻，在台灣是否也能有這樣多方的合作可能？1095的翰堂則說，這個或許要看各個地方的狀況，每個社區型態不太一樣，像是在第一廣場，移工和所謂里的行政單位其實很疏離。
Rangga也分享的他看台灣社區經驗的想法，他說在印尼做社區工作的常常是外人，是藝術家、是人類學者。大家是帶著一個議題進去的，很多社區工作者的角色是想辦法讓社區的議題被看見，是報導性的曝光，和他看見的台灣社區經驗很不一樣。
Rangga也說，雖然他們在Jatiwangi與當地的村里政府單位有所合作，但在大部分的印尼社區經驗裡，公部門的位置往往外於這些工作本身，很多人做社區工作沒有補助，或政府只補助與他關係良好的機構。很多藝術工作者和NGO的資源常常來自外地、他國。
「但最好的狀況其實是，當哪天沒有了補助，社區還是可以自立。」台灣的藝術談論仍是處於一個一般大眾難以觸及的位置，或許在聽完Rangga的分享，作為台灣的社區/社群工作者的我們，可以試著思考看看，在常見的社區工作裡，藝術行動是一種讓發聲被看見的可能，但又如何在台灣的脈絡裡，讓藝術盡量貼近庶民，打破藝術位階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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