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以牧
不論是2018年初衛生福利部推動的「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或是今年3月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兒少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皆為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CRC）。《兒童權利公約》於1989年經聯合國大會通過，並在1990年正式生效，正式承認兒童做為權利主體，需給予特別保護，目前在國際上有196個締約國。
台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在2011年大修兒少法時，便首度放入《兒童權利公約》中所主張的表意權、社會參與權、文化公民權，而不再僅是偏重兒童保護的法令；2014年立法院更三讀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正式將《兒童權利公約》內國法化，向兒童承諾免於暴力和歧視，以及鼓勵參與的成長環境，並使每一位兒童都有發展潛能的機會，爲將來的成年生活預做準備。《兒童權利公約》（以下亦稱CRC）強調所有關於兒童的事務皆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且兒童皆有權參與。
《兒童權利公約》共有54條條文，除了因應兒少尚未成熟的特殊性，提供更細膩周延的保護外，也將兒少視為獨立的個體，與成人同樣享有與生俱來的人權，包括：醫療、教育、受保護以及獲得平等發展機會等的權利。條文中有超過40項是就兒童的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權利項目予以規範。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更指出其中4項條文為貫穿整本公約的指導原則，分別是：
第2條禁止歧視：所有兒童均享有CRC所載明的權利，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國籍、族裔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
第3條兒童最佳利益：所有關係兒童的事務，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第6條生存與發展權：兒童有與生俱來之生命權，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及發展。
第12條表意權：確保 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
然而，法條的制定是一回事，要如何落實公約的條文與精神，才更為重要。根據「兒童權利公約民間監督聯盟」在2017年發佈的研究報告中，便指出台灣在CRC的宣導與教育訓練上，僅停留在讓各地方政府及社福機構工作人員瞭解的階段，且CRC本身的主體——兒童，則對於當中所保障的權利認識非常有限(註1)。
因此，除了必須瞭解CRC的內涵與背後精神，也必須審視當CRC落實在兒童主要生活的環境包括社區與學校時，所遇到的困難或阻礙。而甫於2014年方正式內國法化的CRC，做為一個「新穎」且移植自外國的權利公約，可以為社區兒少工作帶來什麼不一樣的火花呢？
《兒童權利公約》內國法化，向兒童承諾免於暴力和歧視，以及鼓勵參與的成長環境，並使每一位兒童都有發展潛能的機會，爲將來的成年生活預做準備（照片來源：pxhere）
將CRC精神落實在兒童的生活中
雖然CRC為兒少提供更完善的保護與權利，但到目前為止，兒少本身和社區的兒少工作，仍面臨不少困境。根據家扶基金會於2017年所發佈的《台灣兒少權益白皮書》，兒少預算僅占總預算的2.43%，遠低於美國的7.83％；而在兒少福利公共支出上，若與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35個國家相比，台灣更是敬陪末座，只占GDP（國內生產毛額）的0.23％。
對此，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以下簡稱「台少盟」）秘書長，同時也是CRC民間監督聯盟召集人葉大華表示：「相較於政府在長照投入的預算與心力，兒少這塊仍然是偏弱的，而且基本上是投注在兒童保護這一塊。」原本就相當不足的兒少預算，在投入到兒虐或是有狀況的兒童後，就已經分得差不多。而狀況更糟的是國高中階段的少年，雖然在《兒童權利公約》第1條便載明「兒童係指未滿十八歲之人」，但在台灣，國高中階段的少年往往不被視為兒童，同時也是最被忽略的福利對象。
以2018年一個台印混血少年被凌虐致死的案件為例：「這位少年在國三輟學後，就去工廠打工，結果在打工時被宿舍的同事凌虐致死。這樣的案件放在《兒童權利公約》中，就是重大兒虐，而我們目前也在監督行政院必須進行死因的回溯跟複查；但台灣的社會大眾，普遍上會認為這是職場上碰到的悲劇，不太會視為兒虐。」
而在社區中為兒少，尤其是為少年量身打造的空間並不多，且有高度的同質性。葉大華認為，只要是18歲以下，都應該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的規範與精神，確保他們應該享有的權利。「兒童的成長是一個逐漸邁入成年的過程，兒童的獨立性會隨著兒童各方面能力的發展而逐漸提升。因此在少年階段，社區更應該打造多元的空間，讓少年可以在其中發展公民能力、社交能力，甚至是社區的參與能力，讓他能順利的『轉大人』。」
另外，《兒童權利公約》雖然有司法上的強制性，但由於直到2014年才正式內國法化，因此實際上台灣才剛開始進入認識公約的階段。「目前比較常聽到的就是判監護權官司時，法官會強調《兒童權利公約》的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但除此之外運用的並不多，可以說連司法這塊都還在學習的階段。」葉大華認為，連司法這塊對《兒童權利公約》的理解都才剛起步，更遑論社區中的一般人。
因此，在社區中除了推動防止兒虐、弱勢學童課輔、兒少參與兒少事務、媒體識讀、職業培力等實務工作外，如何將《兒童權利公約》的概念與精神，傳達給社區中的鄉里長、學校老師、家長等兒少的利害關係人，也是必須要推動的工程。
如何將《兒童權利公約》的概念與精神，傳達給社區中的鄉里長、學校老師、家長等兒少的利害關係人，也是必須要推動的工程（照片來源：pxhere）
以學校來說，2016年政府首度依據《兒童權利公約》在台灣施行的狀況，發表《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接著民間的兒少團體也陸續依據政府的報告提出檢視及回應。「其中，在14份兒少代表的報告中，有三分之二都提到學生在學校裡面缺乏人權，包含不當的體罰、歧視，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性霸凌。」而在2017年獨立國際專家對台灣提出的審查報告中，也在98點結論性意見當中，特別提到教育部門必須提升對兒童權益的認知，以及在學校中發生不當對待的情況時，能提供學生申訴管道以確保學生權利。
而這樣的狀況，往往就是出在學校老師對《兒童權利公約》背後的精神認識不深。學校基本上就是兒少最重要的教育場所，因此將CRC的內涵與精神傳達給老師，是必須要做的事情。「我們現在與教育部國教署在做的一項工程，就是做CRC的訓練，對象包含學校中的校長與老師，讓他們有些基本的概念。」老師在瞭解CRC的精神後，下一步就是如何傳遞給公約的保障對象——學生。「這個時候就是要入課綱，從體制內讓老師必須要教，使CRC的觀念在兒少心中發芽長大。不然只有CRC內國法化，是很難自然落實在學校中。」葉大華說。
因此在2018年教育部審議12年國教課綱時，便有學生代表提案新增《兒童權利公約》等內容，並獲得全數通過。這也表示未來在學校的兒少，都會上到CRC的相關課程。
另外在社區及家庭中，則可透過地方的NGO、社區大學、家長團體等，讓居民及家長也能認識CRC的概念。「總體來說就是要讓人權的概念、兒童權利的內涵、本土性的相關議題成為兒少、老師、家長和社區居民的基本知識，如此《兒童權利公約》的內涵與精神，才有可能真正被看重，也才能實踐在社區之中。」
而針對社區中的NGO或兒少工作者，葉大華也提醒：「社會工作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幫助這個人，但又不能涉入太多主觀，而須謹守專業倫理價值。」這樣的專業倫理價值運用在兒少上，就是「我永遠要承認自己有所限制，但我要盡我最大的能力，去幫助兒少整合資源，培力他讓他能夠自助，進而長出自己的能力。」
兒少社區工作並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而是依據社區裡面不同兒少的需求，與兒少一起運作，是一個有機體的概念。「因此，不是說做了很多工作，就是對兒少有幫助。重點是，你所建構的是什麼樣的網絡？是否尊重兒少的表意權與最佳利益？是否讓你想幫助的孩子覺得安全與友善？」
「《兒童權利公約》對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永遠都要承認我們所創造的環境，對孩子的成長來說是不友善的。因此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去降低不友善的門檻，不管這個門檻是硬體、軟體甚或是心理的界線。而我相信兒少其實也知道，你是帶著什麼樣的角度去理解他們與關心他們。」葉大華如此說。
兒少社區工作並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而是依據社區裡面不同兒少的需求，與兒少一起運作，是一個有機體的概念（照片來源：pxhere）
（註1） 引自CRC民間監督聯盟回應2016年《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之影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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