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欣芳
在美國，有超過150萬的非營利組織，為不同類別的弱勢團體或議題發聲，每年投注約40億美元的資金，期盼能解決孩童教育、營養或是健康問題，但那些因貧窮而難以翻身的底層兒童數量，卻是有增無減，1970年兒童的貧窮率為10.6%，到了2016年卻成長到13.4%。
在地球的另一端─澳洲雪梨的社區也是遭遇到類似的困境，社區裡有90個無家可歸者，引起當地數個非營利組織關注，獲得資源協助，但在這些組織介入後，社區裡的無家可歸者卻是越來越多。
當傳統行動進入撞牆期 下一步我們能怎麼做
當成千上萬的非營利組織，提供多如繁星的方案和行動，結果卻是不如預期，貧窮兒童依舊在生存線邊緣掙扎，冰川融化的速度像是電影快轉，印尼雨林仍以每小時少300個足球場的瘋狂速度消失中，這些現象，引起許多人的反思：為什麼努力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我們做對了什麼？同時也做錯了什麼？這個大哉問終於在2011年馬克·克萊默（Mark Kramer）《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中提出「集合影響力」（Collective Impact），振聾發聵地提出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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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馬克·克萊默（Mark Kramer）的總結，社會問題大致可分為「技術性問題」和「適應性問題」，「技術性問題」通過一個或幾個組織的合力就能解決問題。「適應性問題」如「教育公平」、「森林保護」等議題，則複雜多元，充滿未知性，因此無法透過單一組織就能解決。
多數情況下，僅憑單一機構已無法解決大規模的單一問題，我們需要更多跨界資源的匯入，和跨部門的溝通與協作，讓單一組織的「孤立影響力」轉變為跨界跨領域的「集合影響力」，才能真正有效解決問題。
集合影響力特點是什麼
國際聯合勸募鹽湖城區 (Unit ed Way of Salt Lake, UWSL) 總裁兼執行長Bill Crim表示，「集合影響力」的特點是必須從企業、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等參與者，有共同願景和對問題有相同理解，並且願意聯合行動以促成問題解決；其次，各參與方都能提供自有的資源或技能，相互補強彼此不足，持續溝通。尤其由於各方參與者往往來自截然不同的背景和話語體系時，需要在足夠相互理解的基礎下，才能在不同立場中找出相通性目標。
在不同的組織或關係人，跨領域的合作與結盟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意見歧異的問題，因此，想要真正發揮「集合影響力」最關鍵的因素，即是「骨幹組織」的帶領，由特定團隊統籌專案，提供持續技術與支援，強化彼此間的溝通效能，以及收集與彙報資料，甚至處理繁雜的後勤工作，才能推動專案順利進行。
集合影響力的兩大國外案例
以美國鹽湖城區的「從搖籃到職涯」（from cradle to career）的集合影響力計畫而言，2004年以前原是以募集並分配資金為主，與受贊助的非營利組織一同合作，直接幫助貧窮兒童，但在集合影響力的思維之下，這個「幫助貧窮兒童計畫」改變作法，他們與州政府、學校、社區、非營利組織、企業一同合作，建立夥伴關係，分享各組織自有的數據和資料，例如學校分享學生成績和家長教育水平與收入等數據，社區分享貧窮兒童的數量和個案訪談內容，一同商討出改善貧窮兒童的方案，這樣的方案，大幅改善學生的語文和數學程度，也提高了當地學生的畢業率，而藥物濫用情形和貧窮情形也有相當程度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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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華是加拿大首都，有高教育普及率和低失業率，像這樣看似完美的城市，仍有23000兒少生活在貧困中，在15個弱勢社區中，有高達一半的人沒有高中畢業，且在安大略省每七名學生，就有一名學生被通報有藥物濫用的情形，為了改善這樣的問題，渥太華的非營利組織召集利害關係人，如學校董事會、地方公共衛生組織、議會和家長一起參與，讓政府的公部門、企業的私部門和第三部門的非營利組織三方協力，一同思考與解決兒童貧困的問題。
有一句非洲諺語可充分體現「集合影響力」的精神，那就是「一個人，走得比較快，一起走，走得比較遠」，當每個機構、組織以單一力量殫精竭慮地想找出問題的答案時，就如同瞎子摸象只能看到事物的單一面向，但當一群不同領域的人共同思考問題時，事物的全貌反而昭然若揭，而我們也才能迎頭重擊這些存在於社區中的痛點。
2019 We Make The Change成果分享會暨集合影響力(Collective Impact)國際論壇
主辦單位：聯合勸募
時間：2019年6月15日
地點：實踐大學台北校區（圖資大樓）B2國際會議廳
主講者：
Dennise Taylor-Gilhen 加拿大聯合勸募渥太華區(United Way Ottawa)副總裁
Bill Crim國際聯合勸募鹽湖城區(United Way of Salt Lake, UWSL)總裁兼執行長
Brian Blankinship Omplexity系統變革顧問公司 助理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