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欣芳
身穿白色T恤和簡單的牛仔褲，一頭短髮的「Mingalar par緬甸街」創辦人楊萬利剛結束一場教育廣播電台邀請的「華新街」導覽，連午餐都來不及吃，就以笑臉迎接這次採訪。
「華新街」又叫做「緬甸街」，這條街從民國6、70年代，就有許多來自緬甸的華人移居至此，形塑出相當特別的在地文化，讓許多人一走進這條街，就能感受南洋的異國情調。從招牌上的緬甸文字和在地小吃，到南傳佛教的宗教活動，在在吸引各地遊客來訪。
楊萬利10歲就和家人來台，華新街對她而言不只是一條尋常的街，更像是緬甸的縮影，在燦爛時光書店總編輯張正的鼓勵下，楊萬利加入華新街的導覽工作，一開始她並不確定自己能否勝任，但每個聽過楊萬利導覽的人，都會相信她天生就是一個說故事的人。她的導覽讓人身歷其境，一同被捲進那個混亂的時代，彷彿耳邊還能聽到緬甸游擊隊和軍政府雙方戰火隆隆的聲音。
「一開始導覽，就從華新街看得到的東西介紹起，像是食物、招牌文字或是佛堂等。但當看得見的東西說完了，導覽就像是缺了重點的拼圖，怎麼樣都覺得不圓滿。」楊萬利說。於是她想起爸爸媽媽曾分享過家族大遷徙，從緬甸撣邦連根拔起重新移植到台灣的故事。
華新街又叫做緬甸街，一走進這條街，就能感受滿滿的異國情調。（照片來源：楊萬利）
父親當時用了二次世界大戰退役下來的軍用卡車當作貨車，從家鄉來往瓦城載貨及批貨販賣，當時軍政府和游擊隊的內戰相當多，好幾次在路程中碰到雙方開戰。楊萬利的父親回憶當時，「我就躲在車子的下面，用車子當掩護，你知道嗎？在沒有風的情況，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樹葉掉落在地面上，一顆顆子彈你來我往，就像電影一樣，唯一不同的是，我總是在想會不會在下一片葉子掉下之前，我就死了。」
故事說到最後，父親便常用一句「在緬甸怎麼活下來的也不知道」作為結尾。
1960年代的緬甸故事
緬甸華人約六百萬，有人經營店鋪、販售中藥或從事木工，生活過得還算可以，但直到1960年代軍人掌權後，安穩的生活一夕崩解，政府宣布將全國的外國人（包括印度人和華人）的店舖、貨物和財產全收歸國有，因此大多數的華人都立即轉賣貨品或店面，希望能在這樣的混亂中保留一點點養家活口的資源。
但，心中的算盤打得容易，卻還是算不到軍政府的下一步。
軍政府隔年風風火火實施一連串經濟改革，其中「大票變」（類似舊台幣變新台幣的「四萬換一塊」）讓所有人措手不及，舊鈔換成新鈔並非一塊換一塊，就算背了一麻袋的舊鈔去換，也只換回五百塊。
「曾經擁有最多的華人，成了損失最慘重的一群人」。楊萬利說。戰火不息，街頭誘拐青少年成為民兵，這樣的緬甸生活，是華新街許多人的共同記憶。漸漸地，她收集越來越多這條街居民的生命故事，才了解華新街原來就是一部活生生的離散文學，這當中有異鄉的失落、原鄉的懷想，甚至自我的追尋。
在導覽的過程中，楊萬利不緊不慢地敘說緬甸當時的政局環境，接著她問聽眾一句話：這時候的你，該怎麼辦？當所有賴以為生的財產都被充公，來得及變賣的現金也大幅貶值。這時候的你，該怎麼辦？
就像是互動式的電影，楊萬利透過導覽讓聽眾真切地走進1960年代的緬甸，然後問自己一聲：如果是我，能怎麼做？
當然，這問題從來沒有正確答案。
小時候的楊萬利（右二）在過年時穿上當時難得的成套洋裝、絲襪和淑女鞋，露出喜悅的笑容。左一為楊萬利的媽媽。（照片來源：楊萬利）
以分享撫平被歧視的傷痛
楊萬利一家共有八個小孩，想要顧全所有人時，就顯得更加困難，楊萬利的父母曾聽說，只要有華僑的證明，就能夠移民來台灣。曾經遙不可及的台灣，似乎成為唯一出路。
有一段時間，父親帶了四個孩子在台灣討生活，母親則在遙遠的另一端拉拔孩子長大，就這樣，一家人陸續來到台灣。但到了台灣，40多歲的父親肩頭的重擔沒有些許減輕，因台灣不承認緬甸的學歷，即使是從緬甸最好的大學畢業，在台仍然難以謀職。許多曾經在緬甸當大老闆的華人，只好從事單日高薪的工地粗活，一磚一瓦重新建造心中理想的生活。
越來越多像楊萬利父親的緬甸華人飄洋過海來到異鄉，努力工作只為討一口飯吃，把孩子養大，就算飲食和生活再不習慣，也只能把汗水與淚水混著華新街獨有的家鄉料理和奶茶一併吞下肚。
大人們費盡心思想方設法求生存，而孩子面對課業及學習環境的困難，也沒有比大人少。當時楊萬利的九九乘法表只背到「8」，面對數學程度的落差，常常連考試題目都看不懂，零鴨蛋成了家常便飯。
楊萬利說，雖然成績很差，但還是很想贏得老師的認同，因此每一次只要老師需要小幫手，她都會第一個舉手。「有一天數學老師終於選上我，要我拿著三角板好讓他在黑板上畫線，老師畫到一半，轉身要同學安靜，我的三角板則越拿越歪，老師回過身，要我把三角板放回正確的位置，但因我看不懂老師在畫什麼，所以我就放錯了地方。」
接著老師便舉起手重重地揮向她的後腦杓，「楊萬利，妳真的很差勁！」從此在這小女孩的心中留下陰影。訴說這段20多年前的兒時回憶，楊萬利漲紅了臉，彷彿還能看見當時的委屈。物換星移，但這句責備從來沒有變得雲淡風輕。
這樣的刺痛在多年後重現。因有兩個朋友跟她說想將孩子轉學，理由是「原本的學校有太多外配小孩，他們的素質都很差」。當下楊萬利彷彿又聽到當年那個數學老師對她大吼的：「楊萬利，妳真的很差勁！」「當我的朋友說外配的小孩素質都很差時，真的讓我很難過，即使過了這麼多年，台灣社會還有許許多多10歲的楊萬利，被人歧視，被人說程度很差很糟糕。」
父執輩的華新街緬甸華僑現今已經6、70歲，憑著當初來台的堅毅，總算換得一家人的圓滿，過去的辛苦和心酸似乎也不足掛齒，年輕世代學習速度快，也慢慢銜接上台灣的教育進度，讀了大學，開始工作，漸漸成為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
但是楊萬利不願意讓華新街的生命故事僅僅變成塵封的記憶，無人訴說，無人保留，最重要的是，歧視與成見仍然存在於很多人心中，她認為如果能讓更多人了解緬甸街，或許就能沖淡成見、減少歧視，因此她申請了「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開始了斜槓人生。早晨熟練的幫媽媽捏起雲南家鄉點心「破酥包」，下午搖身一變成為專業導覽，並且統籌社區刊物中緬雙語的《Mingalar par緬甸街》，透過更多的講座與分享，讓華新街獨有的緬甸文化被更多人看見。
身穿緬甸傳統服飾的楊萬利，讓華新街獨有的緬甸文化被更多人看見。（照片來源：楊萬利）
「一直到2016年，我說起數學老師這件事，還是會哭，那時候我都問自己，楊萬利妳就是這麼記仇嗎？這麼多年都過去了，為什麼還忘不掉？但是後來我才發現原來這件事是個創傷，從來沒有痊癒過，但是透過執行這個計畫，創傷成了養分，也讓痊癒有了可能。」楊萬利說。
為了記錄華新街居民的生命故事，楊萬利開始著手訪談街上那些看她長大的店家，但想不到是，許多人都拒絕分享，因為這些長輩曾經生活在政治和經濟動盪之中，這樣的訪問讓他們以為是政府在做調查，絕對不是什麼好事。
好說歹說，認識20多年的老鄰居，一聽到要採訪，倒成了一個陌生人。楊萬利不得其門而入。最後只好採訪自己的家人，封面故事「包著青春的破酥包」講的就是媽媽的故事，終於在媽媽的拋磚引玉下，《Mingalar par緬甸街》被街頭巷尾的鄰居們閱讀，才讓更多人願意訴說自己的過去。
塵封的記憶，這才終於見了光。
《Mingalar par緬甸街》第二期報導的是一位阿姨，年輕時一心想要來台灣，卻不被家人支持；到了台灣想開個店面做生意，也被家人澆冷水。阿姨歡歡喜喜地將雜誌寄回緬甸，多年來的生命，才終於讓遙遠的家人「看見」。雜誌不只讓更多台灣人了解緬甸文化，也讓許多緬甸社群接觸到台灣。
2017年和2018年楊萬利回到緬甸，這兩趟旅程就像是穿越到父母親當年的時空，是要回去尋根嗎？楊萬利笑回：「沒有失根，怎麼會是尋根？」很多人總喜歡問楊萬利，「妳覺得自己是哪一國人，台灣人？還是緬甸人？」但問這個問題的人或許無法同理：在這樣後天文化混血的過程中，要如何期待一個完整的生命能粗略地選擇，只為了滿足人們貼標籤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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