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廖園園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系)

原文刊登於《食養人部落》2018年03月07日活動報導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一課在106-1學期辦了三場演講,主題是「XX人做社區」,陳怡伃老師邀請到三位講者分別是藝術家、食物設計師和社會工作者,展現出不同專業領域與社區交會的不同光芒。其中,彭才瑄在南萬華經營的水谷藝術,讓我重新思考在蟾蜍山參與的公共藝術計畫,「多管閒事」的勇氣正是創造出這許多「可能」的起點。


水谷藝術彭才瑄認為,藝術是一種滾動式的累積(圖片來源:食養人部落)

靈感一來就應該馬上去執行
水谷藝術,是彭才瑄於25、26歲所創立;並在2014年8月在南萬華開設水谷藝術的展演空間。整體空間共六層樓,五層於地面、一層於地下,每層樓大小約15坪左右的長條形格局。

對水谷藝術來說,藝術空間應該作為進入社區的媒介,因此,不應該只單純經營空間的內部,而是走出房舍,感受周遭環境提供給他們的文史養分以及觀察產生互動的過程,如此一來,才是經營一個社區型的藝術空間最為迷人之處。本身是國貿背景的彭才瑄對於社區營造完全沒有概念,也不知道要怎麼進行,然而當他回顧這段歷程,他坦然說到「一旦將自己丟入了這樣的場域,就只能邊做邊學。」

水谷藝術與台北市社區規劃師東園工作室合作,則是藉由互補創造雙贏的案例。東園社規師逐步設立了許多目標,其一便是喚起居民對社區公共議題的關注,然而,他們仍欠缺一個合適的訴說方式與居民溝通。於是,水谷藝術就扮演創造訴說方法的中介者,以行動產生互動。以「流動故事車」為例,產生互動的秘訣在於「吸睛」,工作團隊將菓菜市場隨處可見的紙箱和推車拼裝成會移動的大相機,居民自然而然因為好奇而湊上前來、往小小的觀景窗瞧望,當他們看著日常街景上下倒置變得陌生之餘,工作者就可以趁著人潮聚集好好訴說。

水谷藝術也招募年輕藝術工作者進入萬華擔任駐村藝術家,並提供社區圖像,藝術家則根據身在社區的感觸進行創作。另外,水谷也在亞洲各地尋找類似的社區藝術空間,嘗試讓兩地藝術家交換前往各自駐點社區,進行文化交流之展現。國際交流讓水谷藝術隨時反思表達與訴說途徑,督促團隊更加深入社區,嘗試關注一般文史工作者鮮少注意之事,像是以萬華鬼故事與凶殺案為題材進行創作、以類民族誌的方式描繪萬華的地景等等。

對彭才瑄來說,藝術是一種滾動式的累積,要積極把握每次觸發機會,靈感一來就應該馬上執行。在嘗試過程中,我們不需要逐一檢視執行成效,更應該將重心放眼於該怎麼在現有資源下,盡力做到做好,並持續行動。


藝術應該是手段還是目的
「公共藝術」,是「公共性」與「藝術性」二者的結合。其中包含藝術家、公共空間、民眾參與三元素,並在政府與專業者相對應的政策或資源支援之下,進而產生和藝術、生活、文化相關的社會運動。根據台大城鄉所康旻杰老師所言,將「公共藝術」置於社區,就是探討藝術家與居民二者之間應如何協力創造社區裡的藝術環境與社會關係,那麼,究竟藝術在社區扮演的角色該是手段還是目的?自水谷藝術的案例來看,我認為他們是以社區作為手段,達成「藝術行動與創作」目的。我曾在好蟾蜍工作室擔任志工,從參與「給新溫羅汀一道不一樣的光」的觀察與理解中,我認為藝術也可以是一種喚醒社區意識、讓居民共同參與議題的手段。這是2016年台灣電力公司推出的公共藝術計劃,由經典工程以及原典創思規劃負責策展的公共藝術計畫,而蟾蜍山則是參與社區之一。

由剪紙藝術家陳治旭的訪調開始,帶領著一位位剪紙素人找出社區的故事,創作出家戶門前獨一無二的家徽燈以及聚落故事燈;透過學做菜、和居民上街採買來蒐集聚落菜餚故事,藝術家曾韻潔與文字工作者馮忠恬以文字與手繪創作,譜出屬於山城聚落獨一無二的2017飲食月曆;設計師余泓緯則帶著學員們打造的「蟾蜍號」社區餐車,在2016年7至12月每月一次出現在溫羅汀各角落,用食物來理解都市裡多元族群文化的存在。

歷經這樣一年的公共藝術計畫結束後呢?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因為多了居民的參與和想法,每項因計畫而起的作品至今仍是居民們引以為傲的社區代表物,這樣的藝術成了激發社區意識進而產生社區認同感的手段。家徽燈、聚落故事燈以及飲食月曆,成了居民心中認定可以象徵「家」的物品,更因而對自己的故事產生自豪感、願意向他人訴說,像是社區裡的葉媽媽就常常對著造訪社區的人們聊起她和葉伯因為香蕉而串起的愛情故事。而社區餐車則成了社區成員大展身手的舞台,2017年的「蟾蜍好食光」讓社區媽媽們得以用社區餐車來傳承手路菜,社區印度人結婚時的辦桌也以「蟾蜍號」作為主角,與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的人們共餐交友。

「藝術」對於好蟾蜍和蟾蜍山居民而言,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透過這樣的行動,激發居民的自我認同、社區意識,藉此滾動社區能量,喚醒居民對公共議題的重視。

社區工作專業與不專業
「藝術創作是在碰運氣。」彭才瑄說。做社區大概也是如此,縱然對於居民的想法已大致理解,利用三小時會議研擬能夠符合眾人想像的方案;卻常在隔天在和居民的三分鐘溝通內讓雛形方案瞬間歸零、甚至轉成另一個我們從來沒想過的樣貌。所以,社區工作也像是碰運氣,事先推演出的計畫/方案假使運氣好到讓居民無話可說時,也許就該是好好檢討計畫/方案的時候了!

在社區工作的過程,常常是「做中學」。 以自己這一年多在好蟾蜍工作室共事經驗為例,這裡的成員組成為影像工作者、工業設計、環境生態,除去自己這個尚未成熟的社工系學生,大家也都沒有社區工作和社區營造相關背景。工作室四到五年來,從聚落保存到社區經營,同樣是一邊做、一邊學,做久了自然也就上手了。

比起相關背景與否,也許更重要的是跨專業和跨領域工作的能力。好比蟾蜍山的淺山生態系當中豐富多元的生態(藍鵲、白鼻心、山羌等等),透過環境生態背景的夥伴轉譯,能讓居民與關心社區的公民們群體更加認識與珍惜資源;老兵們一個個即將消逝的故事,藉由影像、文字紀錄,讓社區眷村意識與生活點滴的源頭,可以因而被記得;又或者是媽媽們想要分享手路菜的夢想,需要憑藉設計專業人才打造一台游擊餐車作為行動廚房⋯⋯。

從現實面來看,社區工作不是一個能夠賺大錢的工作,大部分的時候縱使是全職的工作者也不見得能夠領到22K的基本薪資。社區工作者仰賴的,也許是和居民共同工作的過程中得來的、流水帳似卻很有溫度的日常幸福感。久而久之,工作者也慢慢成了社區中的一體;對居民來說,他們也習慣了有這樣一群「多管閒事」的年輕人存在於生活中,要是太久沒出現還會被街頭巷尾掛念著。

社區工作好比一門藝術, 它所倚靠的,或許就是那些從每個人說「不可能」的情境中去看見「可能」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