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遏制病毒傳播，國家封鎖經濟活動導致市場失靈同時，無數企業與社區在雙重失靈中遭遇嚴重打擊，全然暴露當代社會系統的脆弱。然而，合作經濟蓬勃發展的加拿大與英國，在後疫情時代，證實社區經濟建設可以依托在合作社身上，共同撐起資源在地循環的經濟生態。英國社區擁有的酒吧合作社，疫情之後增長16%，便是社區需求無需外界代勞的例證。

萬華一直都被視為街友聚集的大本營，相較於一般民眾，台北車站及萬華區的街友被警察臨檢的頻率更高；如果有機會檢視街友們的證件，會發現許多人的「戶籍」都設在萬華。你曾想過，為何多數街友都設籍在「萬華區」呢？究竟是因為地緣關係，還是萬華就是具有某種奇妙的吸引力，讓各地的「經濟落難者」都選擇聚集在此？

位於西雅圖南方的「南方公園社區」，有著相當熱絡的社區交流，因為新冠病毒席捲美國，州長頒布的「就地避難令」，讓社區活動戛然而止，社區居民同時因疫情造成的糧食不安全，苦苦掙扎，有的人失業了，有的人無家可歸。好在，這個社區有強烈的團結精神，當地的餐廳、企業、地方組織和社區居民都同心協力，回應糧食不安全問題，讓社區能迅速重返正軌。

萬華的老舊社區看似雜亂，但這些社區可說是保留台灣珍貴的地方記憶寶庫，1970年代的台灣，沒有網路媒體，電視節目也不多，當時的孩子下午寫完功課，會聚在社區打躲避球或玩耍，例如：玩彈珠、尪仔標、尪仔仙等等；晚上7點吃完飯，阿公阿嬤會各自帶著家裡的椅子，繞著人行道外圈乘涼聊天，小學到高中生則會聚集在一起玩大地遊戲，你說，貧困者聚集的老舊社區生活，究竟是逼不得已的避難所？還是鄰里相互照應的桃花源？

今年3月，變種病毒Delta的傳染疫情，讓印度人民飽受殘害，許多百姓及窮人來不及就醫就已死亡。創立於1972年的印度合作社「自僱婦女協會」在疫情嚴峻之時，秉持「確保無一人被遺棄」的信念，募集不少醫療設備協助當地受苦的人民。無獨有偶，加拿大、澳洲、肯亞、法國等國家，也有不少合作社發起經濟救助和生命保護等行動。當不少企業思考如何在疫情期間持續獲利之時，合作社則發揮人本價值持續救急救難。

災難發生前，人們就像高速運轉機器中的齒輪，忙碌地旋轉，但當災難降臨時，被迫停止的人們總算有機會看清周遭環境與生命藍圖。2004年敏督利颱風來襲，位於台中縣大甲溪旁的松鶴部落瞬間被土石流淹沒成了孤島，基督教芥菜種會防救災中心主任吳秉翰，當時還只是亞洲大學社工系的學生，這場災難帶給他巨大衝擊，同時，也讓他在心中種下從事災變社會工作的種子。

具有資源及強大實力的的主流媒體能引導輿論，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但由於主流媒體的性質與限制，往往無法長期支撐公共議題的追蹤，能長期關注地方議題的「社區媒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大因具有在地性與公共性，可說是「社區媒體」的最強後盾。在社大全促會的努力下，全台社大公民報導培訓課程中，已有許多自主性社團持續運作，媒體的型式更是多元，一張報刊、一本雜誌、網路平台、影像平台，都正為地方發出不可忽視的聲量。